在过去，塞红包和推谢不收之间的拉扯仪式包含着一种礼节性的客气，在线上红包时代，则流行抢红包。与往年一样，春节期间少不了的项目除了吐槽春晚，可能就是在各个微信群里抢红包——即使往往只有可怜的几毛钱。

多年前，微信新年红包的图标第一次出现在我的银行卡界面中。通过这个在中国人心目中最具文化意义的媒介，微信被业内认为是发现了新的财富密码，向建设一种数字基础设施迈出了重要一步。此后，微信又推出了摇红包活动。支付宝的集五福等类似的玩法也接踵而至，更多的互联网公司也都想来分这一杯羹。到了今年，微信红包又多了些新的玩法——个人可以制作属于自己的红包封面，大家得以在铺天盖地的红包轰炸中，用不同的图案彰显属于自己的个性。

而这份个性将红包和一般的钱区别开来，不过是让社交货币重新具有礼物的包装特征。

电影《过年》（1991）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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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出错的社交货币

社会在飞速变化，很多我们所谓属于传统社会的观念与习俗也在不断被替换、更新。作为在中国有着悠久历史的民俗，似乎唯有红包，在传统的熟人社会和现代的陌生人社会都能成为有效的社交货币。不管是60、70后，还是Z世代，在围绕红包的游戏里都乐此不疲。尤其是这一代年轻人，不仅是过节时，还在平日里朋友结婚、找到工作、考学成功等时间点，甚至即使无事，大家也愿意经常互相发点红包来沟通感情。

孩子一进门，就把红包塞给他。图片来自2021年愚人喜画（作者：愚公子）。

一些研究者认为，红包能够跨越代际鸿沟，在社会的各个年龄圈层中都成为一种受欢迎的习俗乃至仪式，是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某种物质主义思潮的崛起的表现——通俗点说，钱人人都会用得上，是一种不会出错的礼物。这似乎也很符合我们潜意识里的认知。

不过，针对这种心理，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维维安娜·泽利泽在《金钱的社会意义》中，也给出了一个历史上的反证：至少在美国历史上的一段时间里，把钱视作礼物是一件不太妥当的事情。泽利泽在书中指出，对于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来说，有关何为合适礼物的观念正在经历一场重塑。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让人们感受到互惠性、情感性、用途受到约束的礼物，与客观、工具性、原则上可以自由流通的商品之间的冲突性。

《金钱的社会意义》，[美]维维安娜·泽利泽 著，姚泽麟 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8月。

1878年出版的《通情达理》一书中写道，礼物的灵魂不在于其纯粹的昂贵，而在于其内在包含的独立的情感，最好的礼物也不应意味着金钱。《生活时代》（Living Age）杂志1904年的一篇评论，也提到类似的观点：巧克力和甜点可以用作礼物，但蛋糕和饼干（作为礼物）就会显得有些可笑；但要是送给朋友用来充饥或者仅仅用来维持生命的食物，则可被视为失礼。以金钱为礼物，往往会被视为对互惠、亲密、平等关系的腐蚀。

当时的人们解决的办法是为作为礼物的钱作出特殊的标记，比如人为地设计出一些形式的礼金，用以区分于平日里在市面上流通的一般货币。在中国的历史传统里，源自于压岁钱的红包，其包装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就高过金钱本身，因为它同样可被视为一种标记和区隔的手段。在传统社会里，精心地将适当数额的钱包进红包，热情地给出红包，再到接受红包的人极力的推谢，围绕着红包的包装这一象征性符号组织起一整套的仪式和惯例，维系着人与人之间基础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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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原则的变与不变

《礼物的流动》，阎云翔 著，李放春、刘瑜 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4月。

人类学家阎云翔在《礼物的流动》中作了有关村庄社会中彩礼的分析。通过对下岬村的深入调研，他就认为传统乡村社会中，借助彩礼等礼物开展的私人网络培养，并不仅仅是一种功利性的计算，也是一种和道德、感情高度相关的生活方式。礼物——当然也包括红包彩礼，是每个个体嵌入到当地的社会关系网，并安置自身-家庭-村庄关系极为重要的手段。礼物所构成的道义经济中，道德原则常常超过经济考虑。

这个特点可以说也在数字时代的红包中延续。在微信群里抢红包的个人更关心的是一种心理上的而非经济上的结果。发送的数字是否吉利，这种因素比在抢红包中具体抢到多少钱，乃至收入支出多少重要得多。

红包所代表的传统社会特征，也显著体现在以往红包流动的方式本身上。人类学家Charles Stafford曾对中国儿童做过一项有趣的研究，并指出按照习俗，红包往往始于长辈至晚辈的流动，这意味着长辈的恩情，同时也内含了尽孝的需要——待到孩子们长大，逢年过节给予长辈回馈也是理应被期待的。

Stafford认为，一种家庭内部的权威和等级也在无声中建立。时至今日，微信红包相比于线下发红包有着诸多变化，最明显的莫过于红包流动的方向更为自由，次序分明的派发红包变成了抢红包，不仅是超越了长辈-晚辈之分，朋友之间，也并不需要处在某个极为特定的关系里，才能派发和接受红包。

微信红包表情包检索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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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礼物，就必然会产生包装

不过红包所承载的传统，似乎也没有那么容易被完全消解。2021年，南加州大学的一篇传播学研究就访谈了24位微信红包使用者，有受访者就表示，使用微信红包依然会受到某种来自传统的压力，例如如果在特定的时间点没有及时发出红包作为表示，则会被家长批评为不合宜，甚至忘记自身的文化根基。关于这点，相信当下的年轻人都会极有共鸣。

这篇研究还检验了很多我们有过的生活经验，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一提。研究指出，微信红包的设计具有很强的游戏化特点，它进一步掩藏了金钱交换的属性，突出了更多情感、社交的属性。另一点是，对于很多身在异乡的学子，微信红包本身成为他们的家人很直接有效的关怀方式，不仅能直接寄去金钱，而且用红包的形式发送，更多了一份心意。

这说明当红包转移到线上，它当然具有很强的礼物特点，但也承担着相当多的实用功能，甚至，我们都会怀疑线上红包的快速流行，恰恰反映了我们对红包——作为礼物的金钱——所具有的实用功能的强调正在重新回归。在《金钱的社会意义》中，泽利泽除了分析将金钱作为礼物送出的人，还谈到了收礼物的人：当一笔钱被交流的双方视作礼物的时候，其实它的用途也被作了很具体的预期。

延伸阅读

《私房钱：家庭里的权力、亲密关系和隐性财产》，邢朝国 著，商务印书馆，2020年12月。

但如果我们仔细回忆现在很多发红包的场景，似乎发出去的这笔钱的用处，并不会被发和收的任何一方纳入什么特定的预期之中。

就在写这篇文章前，一位朋友就提到，这两年由于疫情等种种因素，他经常过年没回家，和老家的许多长辈仅剩的情感交流，就是过春节的时候发一个很大的红包，即使他知道，很多爷爷奶奶辈并不缺钱，也不会真的拿这笔钱去做什么。在这个时候，红包很可能被看作他唯一能实现的某种对情感亏欠的补偿，而之所以被这么看待，和红包承载的意义有关，当然也和金钱本身的功能高度相关——钱能具体买什么或许不会被预期，但它能买很多东西，是可以预期的。

电影《过年》（1991）剧照。

线上红包的设计，一方面是游戏化的，同时也是去仪式化的，省略了包红包过程的仪式感，甚至还免去了接收者推谢不要时的一番拉扯。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消解了红包这个包装具有的特殊标识意义，也更容易让我们在各种需要祝贺的场合，都选择红包作为表达的方式。这很像前几年讨论的表情包、流行语通货膨胀，大家在交流过程中表达的情感都被那几类特定的网络用语或是表情包格式化。现在的线上红包，似乎也可以加入这个行列。泽利泽写过的那种人们对将金钱作为礼物的种种担忧，也回到了我们的视野，成为一个可以被重新考虑的问题。

网络的发展，确实使得发红包的习俗有了更多的面孔。偶尔想想这种担忧，其实也并不会影响大家在过年的时候欢乐地抢红包。就像很多学者、理论家讲的那样，人说到底总是符号的、文化的动物，今年自制红包封面的爆火，也侧面证明，在物质利益之外，人们是闲不住的。红包很实用，但大家也很在意它的包装，看厌了千篇一律的橙黄色封面，总会想自己涂鸦一下。

作者｜刘亚光；

编辑｜西西；

校对｜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