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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天津日报

作为世界上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国家，中国传统印刷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特别是宋代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推动了世界文明交融发展的遽变。15世纪后，随着欧洲古腾堡印刷术的出现，中国传统印刷术逐渐落后。19世纪，随着西方近代印刷术的传入，推动了中国近代印刷业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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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自1860年开埠以来，西方列强以租界为据点，在华北大肆进行武力侵占和经济掠夺，同时加大对华文化侵略和文化渗透。在此过程中，西方的宗教一如既往充当了文化侵略的工具。为把真理传得广而且远，欧洲传教士将西方近代印刷术引入了天津，用印小书的方法来传播西方宗教思想、进行文化移植：1868年，天主教直隶教区中心献县总堂在天津创办成立印字馆，这是天津近代历史上的第一家采用西方近代印刷工艺和设备的印刷机构；1910年和1915年，天主教传教士雷明远又分别创建印字馆以刊印《益世主日报》（原为《广益录》周刊）和《益世报》。除了以教会名义投资创办印刷机构外，外国商人也相继在天津投资兴建新型印刷公司或印刷厂，如1886年，英国人德璀琳创建天津印刷公司，主要承印当时英国在津发行的中文报刊《时报》；1921年，英美烟公司设立天津印刷厂。据不完全统计，清末至20世纪40年代，外国人在津创办的印刷机构共计十余家。这些外国人兴建的近代新型印刷机构虽然多基于殖民经济和文化移植之需要，但它们也将外国先进的印刷工艺和设备引入天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天津近代民族印刷业的诞生和发展。

1900年，国人在天津开办的第一家有近代印刷设备的民营印刷业联昌号印刷局在天津法租界6号路114号创建成立，天津近代民族印刷业自此起步并快速成长。光绪中叶，天津江东书局成立，主营石印唱本。同一时期，天津文美斋开始兼营印刷，并以石印画册著称。1902年，英敛之创办《大公报》附设印刷厂。1912年，天津华中印刷局成立。同年，聚文山房开业，兼营小唱本、字帖、历书和通俗读物的印刷与出版。1914年，天津霈记印务局成立，专营铅印、石印电车票。1918年，振记印刷局开业。1920年，霖记印务局成立。1925年，天津富华印刷局成立，主要经营石印和胶印年画。1926年，天津《庸报》印刷所成立。此外，还有协成、德隆、商益、源和、鸿记、永兴、金华、华新和义利等大大小小的本土民办新型印刷机构在津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到1948年，不包括外商、官办和报社的印刷厂，天津当时经营印刷业厂家为282户，从业1633人。短短几十年时间，天津民营印刷业得到迅猛发展。

据《天津（出版）印刷志》统计，1912年至1943年民营印刷局、制版社、铜模铅字局、印铁制罐厂、印刷刻字店438家商户（不包括纸盒业），共有铅印机636台、石印机136台、胶印机37台、胶版印铁机5台、铸字机26台、铜模42副、制版设备63台、切纸机119台、制罐制盒机56台、装订设备206台。由此可见，天津近代民族印刷机构已大多采用新型印刷设备。根据规模大小不同，各印刷机构生产设备具体拥有情况各异，其资本较大者，皆置有大平机（即十六页机）、小平机（即八页机）、大脚踏机、小脚踏机、墨手机、切纸机、划道机、切铅条机等。其规模小者，则仅铁机一二架而已。在印刷工艺方面，传统的木刻印刷日渐式微，西方的铅、石印术大兴，胶印开始出现。以天津年画印刷为例，一直以来，天津年画采用传统的木版水印和人工彩绘。西方石印技术传入后，因其机器化生产，工艺简便、省时省力、制作成本较低，且可套印多种颜色，印品色泽鲜艳，很快就被业界广泛应用。天津城中最早承印石印年画的为霖记，跟着富华、华中、协成、德隆、鸿记、振记、金华、商益、源和、永兴等大大小小印刷厂就纷纷涌现出来，年生产总量高达七千万张，产品畅销全国各地。1930年后，富华印刷局又先后购入四台胶印机，在天津率先采用胶印技术印制年画，其后协成、华中等印刷局也纷纷改印胶版年画，胶印年画逐渐走进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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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张和油墨是印刷的两大重要材料，对印刷质量影响较大。近代天津本地造纸企业虽然也出品纸张，但原料较为单一，多以稻草为主，除振华造纸公司可生产报纸用纸外，大多只能生产草板纸和黄色包装纸。因此，近代天津民族印刷机构所用纸张大部分仍然依赖于进口。例如，以机印年画著称的富华印刷局印制年画所用的白色宽幅卷筒纸全部是从加拿大进口，在其鼎盛时期，为满足生产的需要，每次都需进口纸张500吨以上。印刷所用油墨初期因我国油墨工业落后，是以文化印刷用墨，无不依赖外货。民国初年，束鹿新城张序生自制油墨热销天津，深受各印刷厂青睐。20世纪30年代中期，张序生将油墨厂迁址天津。1933年，所造出品极受印刷办之欢迎占北满油墨之市场的制造油墨专家吕之天移址天津大王庄组建华北油墨厂，专营生产各色石印油墨、铅印墨和誊写墨。随着本土油墨工业的兴起，天津各大印刷机构开始广泛使用本土乃至本地产油墨，印刷产业呈现配套发展态势。

天津近代民族印刷业的兴起，直接促进了出版行业的繁荣，间接推动了新闻传媒业的聚集。近代天津是国内重要的出版物发行地，出版了大量的印刷品，有书籍、教材、课本、报刊、画册乃至包装类印刷品等，包罗万象，数量繁多。仅就报刊印刷而言，当时就有《大公报》《益世报》《京津画报》《北洋画报》《新天津报》《新天津晚报》等数十种报刊类印刷品出品。报刊业的发展，促使国内外大量通讯社、媒体机构涌入天津，天津一度成为近代中国新闻传媒业主要聚集地之一。

天津近代民族印刷业的发展对中国近代经济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历史贡献。首先，天津近代民族印刷业在殖民买办资本和官僚资本夹缝中能够生存、发展实属不易，尤其是还带动了关联行业的发展，促进了天津民族工商业的壮大。其次，天津近代民族印刷业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抵制了殖民文化的入侵，促进了本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丰富了人民生活，促进了文化沟通与交流，推进了教育的普及，加快了天津近代文明发展进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天津近代民族印刷机构还参与印刷出版了诸如《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协成印刷局承印）等进步期刊和书籍，促进了新知新学的引进、生产与传播，推动了先进思想在国内的传播，为天津成为20世纪初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舆论宣传传播的重要阵地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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